1934年10月至1935年也就是民国24年至民国25年，是阆中很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，这段时间阆中社会动荡，吏治混乱，民不聊生，国民党统治的腐败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1934年10月，红军打到阆中东南边的三庙沟时，吓坏了阆中县长罗崇礼及其科局官员，罗崇礼带着公安局长等远逃到射洪县的大洪镇躲避。这就犯了“临阵逃脱”之罪，于是丢了官，由郭定波接任县长。郭县长上任没几天，郭的靠山国民党29军军长田颂尧垮台，郭县长也就垮了台，又由刘桂崇任县长。
这刘桂祟登上县长宝座，新官上任“三把火”，曾轰轰烈烈闹腾了一阵子。但“三把火”还未烧完，也丢了官，舒瞩暇又走马上任。这舒县长一上任，就组建了“铲共义勇队”。但舒县长屁股未坐热，甘涛又取代他当了阆中县长。从民国24年10月到25年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先后任阆中县长达5人之多。老百姓说：“县大老爷像换铧，一个更比一个辣”。
且说刘桂崇当上阆中县长，任期虽不长，但他心大手很，既抓钱又抓铲共大政，着实把阆中城乡折腾得够惨。
刘桂崇是仁寿县人，知书识礼，为了升官发财，他四处钻营，先后从戎从吏，后依靠国民党新编23师之カ，当上了阆中县长。阆中当时虽只是个三等小县，但县长的月薪却有法币320元。当时阆中的中熟米每斗（老斗，每斗约40斤），市价オ2元5角，算起来，县长一月的薪水可买12石8斗中熟米。
红军走后，这时阆中缺米，市场上的米大多是从盐亭、剑阁、梓潼乡间背挑来到阆中卖，尤其是梓潼白琼（现复兴乡）的米又白又好吃，其价高达5元一斗，刘县长的月薪也可买6石多米。
但刘县长并不满足高额月薪，还要搞很多额外收入。首先是“吃缺”。刘县长明目张胆的向下属各单位提留若干名额的薪饷，说是为衙内差员之用。而这些差员薪饷名单假报很多。这里面，警察、团防等单位贡献最大，因为人多好“吃缺”。一个警察分队报13人，实际只有五、六个人。除县长“吃缺”外，下面的警佐、所长、巡官等，也要“吃缺”或克扣警员的薪饷。
其二是提分仓余。刘县长兼田粮处长，置有专门的斗手、仓头。这些人给县长送礼送钱，好不容易才弄来个差事。所以这些人必须重做“手脚”，能赚多少就赚多少，老百姓把这些人叫做“粮耗子”。他们收粮时，高坐在大师椅上，手里拿着一把丁字形的木刮子，在斗面上轻轻一刮，斗面粮食冒出老高，即令下手倒进粮仓，交粮百姓对此目瞪口果，心里叫苦，大都不敢声张。
有时也有人闹：“太冒了！”这时斗手大怒：“哼！你给老子闹啥？再闹，老子还要刮冒些！”出粮时，斗手则弯腰把斗面刮得凹下去。这样冒进凹出，再虚报些鼠耗霉烂等损耗，一年县粮仓要多出数十石，甚至上百石粮食，差不多每月都有仓余可分。这种坑害百姓，窃取国家粮库的肥缺，县长自然要占大头。
此外还有“禁政”收入，凡警察、团防收缴的鸦片和钱财，刘县长便以“交公”的名义装进自己的腰包。那时明禁烟，暗卖烟，军警在运卖鸦片中所得钱财，县长当然更要多分。其三，新县长上任从县到乡，大摘撤疏纳亲。凡他看着不顺眼的下属，便要撤换。
乡镇长们为保住自己的官位，大都赶紧送钱送礼。那些送慢了的，便遭撤职，刘县长卖出某乡一个乡长职位，得到蚕丝200多两。有钱人家想买个警察当，一可免被拉兵（被抽壮丁),二可不交各种捐税。卖一个警察位置，价钱虽不及卖一个乡镇长官职的钱多，但一迭法币拿在手头，心头也很热活……总之，刘县长的“外快”之多，难以尽言。
刘县长不但图利，还很图名。他在任时间虽不长，但却搞了不少事情。上任伊始，他便训斥县公安、警察、团防等单位大小头目，骂他们红军来了便四处逃跑，即以“临阵脱逃”之罪撤销公安局长关福田，并指派教师何遇琴代理公安局长；同时嘉奖所谓“剿共”有功的县衙内科职人员谭孝培、何遇琴等8人，以壮自己声威。
接着，他将公安局隶属县衙内一科节制，并撤换了公安局训练员、督察员、科员，还直辖警察一中队（两个分队）和城区警察所及太平寺分驻所。这样，他就独揽警政大权。在整顿中凡留、增人员，当然有厚礼相送，自不必说。当警察兵的还得先交保证金40元或黄谷一石。除上述整顿外，刘县长还将团防改编，成立“阆中县保安队”，以维持地方治安。
当时刘县长任命的代理公安局长的何遇琴，由于书生气，不懂做官诀窍，很快就换上了徐树仁。此人是阆中官场一员，他先以“禁烟”为名，滥杀无辜多人，后又指挥警察与县特委会配合，组织“清共善后委员会”，继续杀害红军家属、苏维埃干部和中共地下党员以及各界进步人士，制造了臭名昭著的“四月阆中行动案”，搜捕30余人。
此时刘县长在阆中威风八面，简直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为了进一步显示自己有安邦治国之オ，他又将全县保甲制度加以改造，将全县保长集中到县文庙集训，成立联保制。在原有的“挨门练”（即铲共义勇队）每户派男丁一人的基础上，规定每保选精壮好汉30名，组成一个分队，三保为一个中队，三个中队（即9个保）成立一个联保大队，由联保办公室主任管辖指挥，改称“精造练”大队。同时命令各保自制军装（黄狗皮）、武器（刀、矛、铁又）等。
不久，刘县长心血来潮，要亲自下乡巡视，饬令各区集训联保武装以供检阅。刘县长想以此显示自己“剿赤、防洪、清乡”绥靖地方之能力，于是各区便急急忙忙搞训练，以迎接刘县长检阅。
西四区彭城乡8个保，240余人的“精选练”，这天集合队伍浩浩荡荡开了出来。队伍中有年过花甲的老人，也有十三、四岁的放牛娃，因为有的农户庄稼活路忙，只好叫老汉去顶儿子，有的农户无男丁，只好叫娃娃去当差。这些娃儿跟着大伙儿跑，感到好不热闹。这个队伍高的高，矮的矮，穿着各式各样新新旧旧、七长八短的老百姓衣服（因黄狗皮没缝起），有的腰拴一根布带，大多脚穿一双草鞋，甚至还有光着脚板的。
队伍中有拿刀矛的，有拿锄把扁担的，也还有几个背着破步枪的（乡团队的人），急急忙忙到彭城坝集合后，又往柏垭子赶，那里是西四区区公署所在地。谁知队伍行进途中，突然天降大雨，队伍顿时四散奔跑，各自去找躲雨的地方。雨后刚刚收拢队伍，再向柏垭子开去，队伍不免有些散乱，不想迎头碰上刘县长一行，县长坐在滑竿上，看见队伍这个样子，一脸怒气，大骂道：“简直是一群混蛋，下雨就乱了阵势，还能上阵去打仗！”
真可谓无巧不成书，正在这时，忽报前面花园坝有土匪抢人劫财。刘县长听说有土匪，顿时吓得面如土色，险些从滑竿上滚了下来，丑态百出。稍一定神，他掏出手抢，为自己壮胆，忙令卫兵准备迎敌，并说：“土匪可能要来劫持本官”。其实，这里离花园坝还有四五里远。随后，刘县长不曾想怎样调派警力去打土匪保护老百姓，却令警察衙役护着他赶快绕道石龙向洪山场方向逃去。
警察原本是负治安清匪之责，跟着县太爷逃跑殊不合警例，身为百姓父母官带着大队武装不去保护民众，反而溜之大吉，岂不更荒唐可笑！再说那前来让刘县长检阅的“精选练”联保大队，看见县大老爷听说有土匪就被吓跑了，大家见状哭笑不得，有的说：“身边警察衙役一大堆都吓成那个样子，真连狗熊都不如！”有的说：“当官的人都怕死，就是我们老百姓命贱，不怕死！”大家说着，笑着，说笑一阵后，有人便说：“还在这里呆啥，回家了呗！”不料，老百姓这些笑话，给刘县长说出祸事来了。
这刘桂崇当上阆中县长，撤东家的职，定西家的罪，作威作福，贪得无厌，从而得罪了不少人，引起不少人的憎恨，便有人告发了他，说他听说有土匪就逃跑，贪生怕死，哪有资格作父母官，于是刘县长被撤职查办，“三把火”未烧完，就丢了乌纱帽。
